恩施区划与茶叶简史（三）

隋朝历经时间较短，关于茶事的记载也是比较少的，只有明代的一些文献有零星记载，大多与隋文帝的梦有关。据明代夏树芳《茶董》所记：“隋文帝微时，梦神人易其脑骨，自尔脑痛。忽遇一僧云：山中有苕草，服之当愈。进士权纾赞曰：穷《春秋》，演《河图》，不如载茗一车。”据说此典来自于《隋书》，但没有进行文献比对，所以不敢确认。但隋代兴科举、造运河、凿驰道都为茶叶贸易和茶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是运河和驰道为后代茶叶的运输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而在隋代，恩施区划分属梁州，靠北部的巴东、建始和恩施北部、利川大部分地域皆属于梁州，归巴东郡管辖；而恩施南部、宣恩、咸丰、来凤、鹤峰属于荆州，归清江郡管辖。而这两个郡治都还没有明确关于茶的记录，不过这一现象到了唐代，就开始有了变化。

众所周知，唐代是中国茶的兴起时期，这主要源于陆羽的《茶经》，在唐初及盛唐时期，根据杜佑《通典》、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唐代的贡茶州只有4个，而且还记载了贡茶的数量，其中峡州茶250斤、金州茶牙1斤、吉州茶、溪州茶牙100斤。

虽然这里的峡州虽然与现在的恩施东北部有交织，但主要是属于宜昌地区，真正涉及到现今的恩施地域，还是在唐穆宗李恒时代。据《新唐书·地理志》所记，长庆以后，贡茶州府达到了17个，分别是：怀州、峡州、归州、夔州、金州、兴元府、寿州、庐州、蕲州、申州、常州、湖州、睦州、福州、饶州、溪州、雅州。

在唐代，恩施区划首次以南北为界进行分化，其中巴东大部分地区属于山南东道的归州，而恩施、利川、宣恩、咸丰、来凤、鹤峰、建始大部分区域属于黔中道的施州。

也是在此时，巴东的真香茗声名大噪。在汉代就已经有流传的《桐君录》日：“又巴东别有真茗茶，煎饮令人不眠”。这一条目在南北朝的文献中得到加强，据《述异记》载：“巴东真香茗，其花白色如蔷薇，煎服令人不眠，能诵勿忘”。显然《述异记》的条目也是来自《桐君录》。不过此条经过陆羽《茶经》引用后，巴东的真香茗在唐代便风靡起来。

庄晚芳在《茶树原产于我国何地》一文中曾考证，《桐君录》为东汉(公元25～220年)时的作品。……可见“巴东真香茗”的历史悠久，其出产的年代至少可以追溯到东汉之前。的确如庄晚芳先生所言，《桐君录》虽然托名上古时代的巫医桐君，但根据历史文献的记录，应该是东汉时期的作品，由此可以看出至少在东汉时期，恩施巴东的真香茗就已经享誉华夏。

但如今所说的“唐代就有施南方茶”的记录，却值得商榷。首先从名称来看，施南的名字是在清雍正改土归流后才有的名字，唐代及以前没有施南这个说法，方茶的概念也是起源于清代的贡茶。所以就恩施地区的茶历史来说，大可不必引用。一是不管是恩施茶还是饮茶文化，起源都更早，没有必要去附会；二是恩施的名茶自东汉就有，也远远早于唐代，更没有必要去强调没有依据的事情；三是就恩施茶文化的发展，唐以前算是源起之地，更没有必要通过这样的附会去达到商业目的。

尤其是陆羽《茶经》对“巴山峡川”这一概念的提出，无疑坐实了恩施茶作为中国茶的源头之一，具有历史追溯性和很高的历史地位，而唐代17支主要贡茶中，怀州、峡州、归州、夔州、金州、兴元府都属于古代的巴地版图，而归州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巴东更是属于现在的恩施，而茶祖神农巢居之地和陆羽《茶经》中的“巴山峡川”也大部分属于现在的恩施。虽然在1970年5月，国务院批准将房县、兴山、巴东的24个公社和2个药材场、1个农场划为神农架林区，但直到1985年，巴东县代管的下谷坪、石磨、板桥河3乡才移交神农架林区。即使是这样，神农溪、神农谷等还属于现在的恩施，所以茶祖神农作为恩施道地的远古祖先或者祖神是没有问题的。

虽然在晚唐时期，由于受贡茶制度和地缘性的影响，恩施此时茶叶的发展及贡茶的数量都比不上长江中下游，应该说相对来说有些衰败，但依然占着一席之地，尤其是巴东的真香茗，从东汉一直到明代有一直作为传世名茶而存在。

应该说自中唐时期起，在士大夫和文人的文化推动下，茶在唐朝开始兴盛起来，尤其陆羽的《茶经》，极大的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从而使得中唐以后，贡茶成为了一种制度，同时茶在生活中进一步发展，为宋代的茶盛奠定了基础。而“巴山峡川”的恩施茶在唐代尤其是前期和中期一直占领着重要地位，直到晚唐时期，随着贡茶制度的不断发展，其主要地位才被江浙一地的茶所取代。

唐后的五代十国时期，一是战乱频繁，现今的恩施地区属于后蜀政权，随时有变化，但随着后蜀宫廷的爱茶，还是有一定的发展，不过文献极少，也没有具体的证据，在这里就不多谈。

真正到了宋代，除了贡茶制度，还建立了朝廷的专卖制度，也就是茶榷，巴蜀之地的恩施茶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因巴蜀地区毗邻吐蕃和大理，便于贸易。所以在北宋，恩施的茶一直允许自由买卖，没有施行专卖，到南宋后才施行专卖制度。总结宋代的恩施茶，我们可以用“北贡南榷”来表述，一是北方如巴东的茶，还是属于贡茶，而南方的恩施、利川等地，还是属于茶榷区域。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在北宋时是贡茶，而到了南宋却成了朝廷的茶榷区域。

在宋代，恩施的地域又进行东西划分，靠东边紧邻峡州的归州属于荆湖北路，而靠西边的施州却属于夔州路。据《宋会要》载：“成都西川路更名成都益州路，原西川路转运使马亮转任益州路转运使；增置广元利州路，原西川路转运副使张志言出任利州路转运使”。“奉节峡路更名奉节夔州路，原奉节峡路转运使丁谓转任夔州路转运使；增置三台梓州路，原奉节峡路转运副使李防出任梓州路转运使”。至此，原西川路、峡路(即川峡两路)最终裂为“川峡四路”。宋时的夔州路很大，包括了一监三军十州。而施州区域虽然在当时统属夔州路，具体辖区也有差异，恩施、咸丰、来凤、鹤峰、建始和利川部分区域属于施州，而利川的西南部分区域却属于忠州。

比如利川的忠路、文斗和汪营部分地方在北宋时属于忠州下辖的南宾慰司，北宋后期改置南宾县，而南宋时又改置为龙渠县。据南宋承仪郎李攸《宋朝事实》记载：“乾德六年，以夔州龙渠镇属南宾县，开宝二年置尉司（卷十九《升降州县二?忠州》）”，南宾尉司系由龙渠镇改置。而据南宋闽刊本《九域志》忠州条又有“南宾县尉司，本伪蜀龙渠镇，属夔州，皇朝割属忠州，移南宾县尉于此”。

又据《宋会要辑稿》载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知忠州董时敏奏请“乞将本州管下龙渠县所产茶，依祖宗旧法免行禁榷”。通过文献可以看出，在北宋时期，龙渠县的茶是自由买卖，并没有施行禁榷制度，是到了南宋宋高宗时期才开始施行禁榷制度的。

宋代财政匮乏，尤其是南宋时期，施行禁榷是一种政府专卖行为，尤以盐、茶、酒为主。当年恩施地区属蛮荒之地，为何中央政权却多置县镇和司治，主要目的也是盐、茶的税收。因当时的渔阳等地产盐，忠路等地产茶，所以虽是蛮地，但却很受重视。

但考虑到无论是质量还是产量，东南茶区均要超过巴蜀之地，所以学者均普遍认同吕陶所说：“两川所出茶货，较北方东南诸处，十不及一”是有一定道理的，其含义是“川茶与南茶相比，产量远不相及”，“应该肯定，宋代东南地区的茶产量确实大于巴蜀地区”，吕陶的说法“基本上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不过川峡四路也仅次于东南地区的茶区，主要是茶园户“累世相承，恃以为业”。蜀地产茶地还扩大到了少数民族地区，“雅州徼外夷人亦有即山种茶者”。

从上文看，我们发现巴蜀茶区自晚唐起到北宋都处于衰减的过程，而到了南宋又再次崛起，主要得益于禁榷制度。当然除了禁榷制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饼茶改散茶。说来也奇怪，本来饼茶的源起在于“荆、巴间”，但真正到了唐代和宋代，巴蜀地区尤其是恩施地区的茶却已散茶为主，这些从唐宋的部分文献尤其是《宋会要辑稿》就可以看出。

宋朝饼茶虽是主流茶类，但散茶开始崛起，影响日益增大，崇尚散茶之风渐起。欧阳修说：“腊茶出于剑、建，草茶盛于两浙。两浙之品，日注为第一。自景祜(1O34～1038)已后，洪州双井白芽渐盛。近岁制作尤精，囊以红纱，不过一二两，以常茶十数斤养之，用辟暑湿之气。其品远出日注上，遂为草茶第一。《后山丛谈》称：“洪之双井，越之日注，登莱鳆鱼，闽越江瑶柱，莫能相先后。而强为之第者，皆胜心耳”。这说明宋代已产生了不少优质散茶。

这种废团饼改散茶的发展趋势，代表着茶类制作的发展方向，也对茶叶贸易、茶叶市场有所影响。所以到了明代，巴蜀之地的茶再次强势超越东南及其他茶区，又再次成为第一的产区。

而且在宋代，恩施的“施州入香”出现在了黄庭坚的诗序中，不过由于资料缺乏，仅此一证，所以很难去进行论证。不过我认为应该是个误会，这个“施州入香”，应该就是巴东真香，就像李时珍把巴东真香说为夔州真香一样。加之黄庭坚在恩施呆的时间不久，由于方言的沟通不是很顺畅，所以把巴东真香误为“施州入香”也很正常。

所以综合上述，随着隋代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及驰道的修建，极大改善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交通条件，受唐代中期贡茶制度、制茶技艺和交通的限制，巴蜀地区原本在中唐以前为主的茶区地位，在晚唐时期逐步被东南茶区替代，而在北宋由于巴蜀之地的茶未行禁榷制度，因此开始衰败，不管产量和质量都次于东南茶区，不过南宋巴蜀之地的茶开始禁榷后，又开始兴盛起来，尤其是饼茶改散茶的趋势再次让巴蜀茶得到了复兴。

而恩施茶在唐代主要是以贡茶的形态存在，直到进入宋代，恩施茶才有了“北贡南榷”的形态，一是北宋时期为贡茶，南宋时期为茶榷；二是北方的巴东在唐宋时期属于归州，为贡茶州，而南方的施州却是茶榷州。同时自东汉而名声渐盛的巴东真香茗，在唐宋时期成为了名茶，并被记录进了陆羽的《茶经》和后世的诸多文献，成为唐宋时期茶中难得的珍品。（以上论述详见后文《巴山峡川与唐宋茶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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