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施茶叶简史：巴山峡川与唐宋茶兴（三）

我国征收茶税始于唐德宗建中元年（780），榷茶始于唐文宗时期（827～840），北宋的榷茶制度，既要依靠茶商购买沿江榷货务的茶叶，运到西北和缺茶地区出售，又要依靠商人运送粮帛至京师，运送军粮至河北、河东、陕西，用茶支付，以保证财政上和军事上的需要。

从唐玄宗时代或者以前来看，唐代贡茶的主要来源为巴蜀之地，就是随后拓展到17州，巴蜀之地依然有怀州、峡州、归州、夔州、金州、兴元府六个州，而且至德宗年间还是基本保持着这一状态，随后常、湖二州及江南道、淮南道茶叶的兴起，晚唐时期的茶叶主要集中在长江下游。

但随着进入五代十国时期，连年战乱，周边很多土地都开始并其他国家所吞并，尤其是在唐代发展起来的吐蕃、回鹘、南诏，到北宋立国，西边大部分国土被吐蕃吞并，西南大理日益壮大，西北土地被西夏国和高昌回鹘占领，北面大部分被辽国占据，西北金国的发展势头也很迅猛。

相对来说，除了四周大敌环视，北宋也是相对孱弱的，国土面积只有唐代的1/5，南宋就更少，只有200万平方公里。自960年后周禁军将领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夺取帝位，定都东京开封府，建立宋朝开始，为避免晚唐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乱象，采取“崇文抑武”方针，加强中央集权，并剥夺武将兵权。宋太宗继位后结束分裂割据局面。1004年宋辽达成“澶渊之盟”，宋朝逐渐步入治世。宋仁宗以后，宋朝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宋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等进行变法活动，取得一定成效，但使宋朝深陷新旧党争中。1125年起，金朝大举南侵，至1127年攻陷东京，北宋灭亡。靖康二年（1127年），赵构从济州南下到陪都南京应天府即位为宋高宗，于鸿庆宫谒太祖庙，改元建炎，重建宋朝，南宋时代开启，是宋朝第二个时期，因以临安（今浙江杭州）为都城，史称南宋，历九帝，享国152年。

从版图及周边国家发展状态以及宋朝的基本执政观念我们就可以看出，西边和北边都面临着极大的政治和军事风险，所以宋代都城东迁，到南宋迁到了长江以南。在这样的条件下，宋代开始大量开发南方，其农业主要集中在南方，尤其是茶叶，逐步往东南方向发展，主要也是这个因素。同时榷茶制度又为朝廷带来了利好，极大的充实了宋代的财政，也为军事提供了后勤保障。

宋代茶叶产地在唐五代基础上有新的发展，茶叶多产于长江南部区域，淮水以南各路普遍产茶，产茶州军也比唐五代时增多。江东西、两浙、福建、广南、荆湖南北、川峡(成都府、梓州、利州、夔州)等路都盛产茶叶。宋初榷东南茶时，建立起了江陵府、真州、海州、汉阳军、无为军、蕲州蕲口六大榷货务(原为八务，淳化四年废襄州、复州)，以蕲州王祺、石桥、洗马、黄梅(景德二年废)，黄州麻城，庐州王同，舒州太湖、罗源，寿州霍山、麻步、开顺口，光州光山、商城、子安的十三山场，此外还于江南宣州、歙州、江州、池州、饶州、信州、洪州、抚州、筠州、袁州、广德军、兴国军、临江军、南康军，两浙杭州、苏州、明州、越州、婺州、处州、温州、台州，湖南江陵府、潭州、澧州、鼎州、岳州、鄂州、镇州、归州、峡州、荆门军，福建剑南、建州等地建立了众多买茶场。熙宁七年(1074)至元丰八年(1084)，四川置买茶场41个，金州6个。

产茶府州军，如果按宋代的行政区域分，则不很平衡。以两浙路最多，荆湖北路、成都府路、江南西路、江南东路、荆湖南路、利州路、广南西部依序次之，福建路、淮南西路、潼川府路、夔州路、广南东路、京西南路、淮南东路依序又次之。如果按上表所示各省市区的产茶府、州、军排序，则是四川14、江西13、湖南12、湖北11、浙江10、安徽9、广西8、福建7、广东6、江苏5、重庆5、贵州3、河南3、陕西3、山东3。这与今天茶区的布局基本合拍，其中四川、江西、湖南、湖北、浙江、安徽、广西占到产茶府州军的绝对优势。证之宋代的史料，也可反映出当时茶区之广阔。东南、川峡为宋代主要产茶地，南宋绍兴时期(1131～1162)，产茶地“东南十路六十州(实际列名细数为六十四州军府)，二百四十二县”，成都府路、利州路也是重要的产茶地，成都府路9个州军，建茶场20个，利州路2州3茶场。夔州茶产地有忠州、达州。以上共计产茶州府军77个。《宋史》卷一百八十四《食货志·茶下》载：“茶之产于东南者，浙东西、江东西、湖南北、福建、淮南、广东西，路十，州六十六，县二百四十二”。丁谓云：“天下产茶者七十郡半”，这尚没有包括梓州路潼川府及其他未征榷的地区。

宋代茶叶产量在唐五代基础上有新的提高，关于此宋朝提供了一些统计数字，可资参考。据《续资通鉴长编》卷一百和《宋史》卷一百八十三《食货志·茶上》记载：北宋前期榷茶买茶祖额为2306.2万斤，按《宋会要辑稿》食货29之6至7的记载，则为2277.4462万斤、2280.5462万斤，两者与2306.2万斤有一定的差距，主要是由于虞州、吉州、郴州、辰州、南安军等州军，“止纳折税茶，充本处食茶出卖”，而无买茶祖额之规定。2306.2万斤的买茶祖额仅是北宋东南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路的内容，且福建茶仅统计了建州、南剑州2州，其他5州茶产量未包括。广东、广西路茶产也并未包括，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此两路茶课为92336斤。不仅如此，还不包括大量折税茶、食茶、耗茶、贡茶、私茶、折役茶、赡军茶等，实际数量应该更大。另外陕夔州路外，四川茶产约3000万斤。吕陶奏文中：“蜀茶岁约三千万斤”，并在自注中提到元丰七年(1084)产量为2914.7万斤，翌年为2954.8万斤。如果仅按上述有根据的课额数看，北宋茶产量已超过5000万斤。考虑到无论是质量还是产量，东南茶区均要超过四川，所以学者均普遍认同吕陶所说：“两川所出茶货，较北方东南诸处，十不及一”是有一定道理的，其含义是“川茶与南茶相比，产量远不相及”，“应该肯定，宋代东南地区的茶产量确实大于巴蜀地区”，吕陶的说法“基本上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著名经济史学者傅筑夫先生认为，“茶是农业中首先发展起来的商品，茶的种植成为一种专业化的农业生产，茶的焙制作为一种农产品加工，是农业中唯一的一种专门化的商品生产”。茶叶产量大幅度提高，与宋代茶叶采制技术的改进及生产专业化的发展密不可分。专业化生产有利于技术积累，成为推动茶叶生产发展的动力。茶叶种植的相对集中和区域性分布，是茶叶生产专业化的必然产物。凡是自然条件适宜，种茶比从事其他行业合算，人们自然而然地选择之，其结果则表现为茶叶生产的地域性特征。宋代许多茶区对茶叶的经营，已非一般副业，而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一项重要产业。

从普遍情况来看，茶在“闽、浙、蜀、荆、江、湖、淮南山中皆有之”，由于“茶货之兴，其来尚矣”，凡适宜植茶的地区，茶产均得到迅速发展，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尤其是在“南国土疆，山泽连接，远民习俗，多事茶园”，“茶货在山，同夫五谷”，“上则供亿赋租，下则存活妻子，营生取给，更绝他门”。对国家而言，“山泽之绕，茶茗居最。相比较而言，宋代东南地区是最重要的茶区，产区广、产量大。仅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所载，南宋绍兴年间(1131～ll62)的产茶地就有64个府州军，官府统计，岁产茶1590万余斤，其中江南又是重中之重，集中了宋代最主要的茶区。“江南产茶既盛”，且“在东南草茶内，最为上品”，故“其茶行于东南诸路，士大夫贵之。杭州附近“南北两山七邑诸山皆产”，其中径山茶，采谷雨前，以“小缶贮馈之”，成为珍品。桐庐郡“春山半是茶”。湖南常德府也是“境多茶园”。鄂州崇阳县境内“多旷土，民不务耕织，唯以植茶为业”。浮梁茶唐代时已名闻遐迩，吸引了茶商云集此地收购外运，而当时“浔阳(江西九江)之茶，唐末有了”，至宋后，浔阳茶“行几遍天下，而浮梁所产反不著”。总的来说，“江楚之区，茗藓攸产”，淮南茶区自唐代起就是重要茶区，宋代更是“茶品之类，淮区攸产”。“堤首七闽……厥土赤坟，厥植惟茶。比较“江淮荆襄岭南两川二浙，茶之所出”，福建茶有自己的独突优势。从质量上看，“出于闽中者，尤天下之所嗜”，茶叶对福建贡献极大，“闽中以利富国，得茶与山，与其得盐于海，无异也”。从数量上看，福建茶区也不算太低。元丰七年(1084)，福建路转运副使王子京言：“建州岁(产茶)不下三百万斤，南剑州亦出二十余万斤”。此外，产茶地还有邵武军、汀州、福州、漳州、泉州等地。川峡4路是仅次于东南地区的茶区。茶园户“累世相承，恃以为业”。蜀地产茶地还扩大到了少数民族地区，“雅州徼外夷人亦有即山种茶者”。

大茶园户的增多是宋代茶叶生产专业化的另一表现，茶园户由于经济力量不同，茶业在生计中的地位不同，又可分为专业大茶园户、一般茶园户、兼营农户等不同的层次性。专业大茶园户以蜀地为著名。唐代有每岁佣工百余人采茶的九陇人张守硅，他拥有仙君山茶园，五代北宋之交有“籍其蜀中庄产茶园以献”，终获“诏赐钱三百万，以充其直，仍赐第于京城”的毋守素。入宋后，专业化生产走在全国前列的蜀地，仍然不乏大茶园。关于茶园，吕陶说：“茶园人户，多者岁出三五万斤”，折合358～596担，这样的茶园户当是专业化程度很高的大茶园主了。福建建州北苑私焙也可视作茶园专业化生产典型，其中必定有一批大茶园主在经营。大茶园户的茶园规模较大，财力较厚，更有可能关注茶叶种制的进步，成为茶叶生产的推动力量。

当然，宋代一般茶农数量更多，生产规模不大，每户茶叶年产量“只及一二百斤”。他们也是种茶专业户，兼营者少，但与大茶园户经营牟利目的不同，种茶交税，并以之交换粮食谋生是其主要目的。“川蜀茶园，本是百姓两税田地，不出五谷，只是种茶，赋税一例折科”。典型茶区“邛、蜀、彭、汉、绵、雅、洋州、兴元府三泉县人户，多以种茶为生，有如五谷”。小生产者茶园户种茶与种五谷没有本质的区别，交纳赋税，养家糊口均指望茶，“人赖以为生”，“山户人家，自来以采茶为业，轮纳两税，折科最重，并出役钱，养生之计，并在其间”就是这种情况的客观表现。茶农虽是茶叶主要生产者和商品茶主要供应者，但他们的负担不轻，包括种茶成本、采制成本、交易成本、高利贷剥削、交易损失、赋税折色、付款折扣、贡茶负担等。茶农经营状况并不理想，“园户有逃以免者，有杀死以免者，已而害犹及邻伍。欲伐茶则有禁。欲增植则加市。故其俗谓地非生茶也，地实生祸也”。这是蜀地榷茶时的情况。通商时的情况也很不乐观，欧阳修于东南通商的第二年即嘉柘五年(1060)说：“茶之新法既行……江南、荆湖、两浙数路之民，旧纳茶税，今变租钱，使民破产亡家，怨嗟愁苦，不可堪忍，或举族而逃，或自经而死”。被当时许多人士一致看好的通商法仍然没有改变茶农破产逃亡的困苦生活。“出茶之处，郡县凋残，民不聊生”的客观情况，使茶农不得不采取一些相应对策。一是私售，把最好的茶卖给私商，以求“优质优价”；二是制假、制伪，达到增重目的；三是荒芜、毁败茶树，以去“祸根”；四是揭竽而起，公开反抗。这些茶叶专业化生产中的负面现象，虽是封建剥削这一根本原因造成的，但最终不能不影响宋代茶叶生产的发展，成为产业发展的现实阻碍因素。（以上据陶德臣《宋代茶叶生产的发展》）

从以上文献我们可以看出，“巴山峡川”在进入宋代后，随着宋代茶叶产地的东南发展，已经从最先的茶源地和主要贡茶区，变为了以东南茶区为主、川峡地区为次的地位。当然随着宋代榷茶制度的兴起，“巴山峡川”的茶叶生产也得到了发展，尤其是蜀地茶叶，从产量上依然仅次于东南茶区。这既得益于“累世相承，恃以为业”，又得益于“巴山峡川”的地理位置和茶品的质量，同时更是得益于榷茶制度的建立。两宋五朝在边疆地区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茶马互市交易，茶是当时进行交易的大宗产品，这同样推动了茶产地的扩大，巴蜀地区产茶地的扩展即受此影响。还有一点也值得我们注意，宋朝廷在与周边少数民族贵州政权作战中屡次失败，茶经常被用作“岁赐”“岁贡”赔予对方,这也增加了茶的需求量，也是巴蜀地区茶叶兴起的原因之一。当然就宋代农业经济的东迁和南移，“巴山峡川”茶的生产虽然依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但相对东南茶区来说，产量和质量都已经退居其次，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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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施茶叶简史：巴山峡川与唐宋茶兴（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