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施硒茶与近当代史（一）

清代承袭明制，各省发行茶引均有定数，湖北行230引，额征银230两，由咸宁、嘉鱼、蒲沂、崇阳、通城、兴国、通山七州县请领，其它州县产茶无几，不足本地日用，所有茶引无商可给，向种茶园户经纪中按每引纸价银3厘3毫，征税银一两，另外均州、荆门州、钟祥县本地的铺户、流动小贩所贩小篓粗茶，每引报税1厘8毫，尽收尽解。乾隆八年(1744)，四川建始县改隶湖北施南府，建始旧行18引，随带湖北每引征银2钱5分，课银1钱2分5厘。乾隆13年(1748年)，议准湖北建始县茶引，由本县截角给商。在本地行销至行过残引，由商呈缴申司送部。”

为何要将清晚期独立出来另行叙述，并并入近当代的范畴，主要是因为这是恩施茶另外一种表现，也就是工业文明视觉下的恩施茶的形态。自明万历间中国茶叶最先输入荷兰、英国后，外销量逐渐扩大，茶叶成为我国主要外销商品出现于国际市场。大体而言，红茶、绿茶由海路运出，砖茶由陆路运抵内外蒙古及边疆各地，鸦片战前砖茶输出主要由山西商人所垄断。

所以在近代，恩施茶叶随着整个湖北经济的兴起以当时政治环境和贸易形势的变化为基本条件，更与晋商经营途径的转移有着直接的联系。清中晚期，英、俄、美等国从我国大量进口红茶，茶叶国际市场扩大，恩施也开始红茶生产。

一、土司制度与鹤峰茶兴

虽然在明代恩施茶得以复兴，但在明末清初，恩施地区尤其是巴东的茶遭受了很大的灾难。明崇祯年间，张献忠部长期转战于荆襄，李自成死后其余部亦长期战斗于鄂西。康熙之年的三藩之乱，也以两湖为交接地带，清军与吴三桂部在此相持不下，嘉庆年间的白莲教起义又以荆襄为主要战场之一。咸丰二年(1852)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湖北遍地战火，交通中断，茶商采运日少，与其它江南各省产茶区一样，湖北改收厘金，清政府在羊楼洞设立专局，抽收茶税，并在咸宁、嘉鱼、崇阳、通山等县产茶地方设立分局。从此，实行了一千多年的茶税制度遂停废。

在长时间和大规模的战乱中，茶户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茶叶生产，而政府亦无暇顾及茶运，这对茶叶生产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也就是在此时，名闻全国的真香茗就因战乱而失传。“邑遂为墟”，大片茶园“荒为棒莽，间有采而售者，皆大叶粗梗，兼之烘焙失宜，色味俱恶”。

不过就在这一时期，鹤峰茶却因土司制度的关系，忽然兴旺起来，这与田氏家族有关。容美土司《田氏一家言》，对恩施茶文化的贡献，正如邓辉先生所说：土司时代的田氏族人对茶的喜好，所表现出对茶叶观察，可谓是来源于生活经历。在田氏族人自己编著保留的《田氏一家言》中，有不少诗词即以茶作为表述对象。而有些描述，今天看来，只有对茶有深厚的情感才能品味与描绘。田氏土司的裔亲对茶叶的嗜好，以及对茶的情怀，也许是容美茶能在社会中引起不同关注的重要原因。

而早在明代，田氏诗派鼻祖田九龄、明太史严守升、土司田舜年等嗜茶如命的故事使得整个恩施区域内扩大了饮茶范围，而且把美食佳肴统称“茶”。在形成独特茶俗文化的同时，恩施土司时期的茶还成为了对外交流的主要方式。容美土司的茶叶早在元明时，就已经成为土汉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运输茶叶的道路不仅是容美土司朝贡的线路，更是土司文人走出去、中原文化进人土司地区的线路，历代土司的子弟也是经过这条线路赴枝江、荆州、武昌等地求学的。

当年顾彩想进容美土司就是通过茶客与土司田舜年书信往来而成行的。因此，在他的《容美纪游》里多次提到茶客、茶园、采茶女、茶贸易等。土司田舜年见顾彩特别痴迷于容美峒茶，游历容美半年之久的顾彩离开容美时，田舜年除送给顾彩若干礼物外，还特意赠送了四篓茶叶。其实，不只顾彩沿着这条古茶道进出容美土司，还有南明宰相文安之，以及当时的文化名流严守升、蒋玉渊、毛会建、宋仕仁等人往来于这条古茶道。传说明太史严守升，在容美土司生活十余年，不沾烟酒却嗜茶如命，尽管容美土司每年加工的“容美贡茗”远不能满足朝贡的需求，但田舜年仍然每年都为严守升留几木桶细茶。远在朝廷任职的孔尚任，多年间与田舜年诗词唱和，其中多次提到容美茶，他在给田舜年的一首赠诗中直言不讳地提出请求：“从今水乳神交切，祗乞容阳数饼茶。”

据《容美纪游》载：“（容美）诸山产茶，统名峒茶，上品者每斤钱一贯，中品者楚之所通产，亦曰“湘潭茶”。故茶客来往无虚日，茶客至，官给衣食，以客礼待，至则给引”。康熙十四年(1675)，三十六岁的田舜年袭职，田舜年好学上进，治政有方，注意发展地方经济，巩固了容美土司实力，受到当朝皇帝的重视，康熙十八年(1679)，田舜年借进宫朝见之机，将鹤峰特产容美茶进献献于康熙皇帝，康熙品过后，觉得容美茶香味馥郁，滋味醇厚，饮后回甘，神清气爽，甚是喜爱，于是欣然赐名“容美贡茶”。

土司制度不仅造就了丰富的茶文化，还让恩施的茶得到了一定程度和恢复和发展。而鹤峰容美土司对于恩施茶史意义重大，一是有了本土茶与文学艺术的结合；二是形成了独居特色的茶民俗；三是继续沿袭了巫文化、巴文化的传统，在茶用于祖先崇拜和民间宗教层面有了发展；四是茶产业成了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方式。

直到清雍正十三年，鄂西实行改土归流，土司制度才得以结束，不过其时整个恩施在土司制度的影响下，茶叶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恢复。而鹤峰结束了土司制度的同时，于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改容美土司置，治今湖北省鹤峰县，属宜昌府。光绪三十年(1904年)升为直隶厅，属湖北省，到了1912年才改为县。

道光《鹤峰州志·物产志》载：“州属田土苦魔,生殖不饶，山林之属，惟茶利最厚。”同治《宜昌府志·物产志》货类载：“(鹤峰)州中产茶甚多,其味较佳于他邑，近有茶行数家，荆襄人多入山采买。”县传统名茶“容美茶”，以内质优耐冲泡出名，清初曾作为贡品，州境内均有出产，以州署后所产最佳，神仙园、陶溪二处也“为上品”，“味极清腴”。

当然除了鹤峰，恩施、利川、巴东、咸丰、建始、来凤在这一段时间的茶各有发展。此时的恩施茶叶分布面广，主要集中在芭蕉、屯堡、盛家坝、七里、红庙、白杨等区，“而民掘于焙，香者绝少”。利川除了明代雾洞茶（或名乌洞茶）为土司贡茶外，在此时期以产红茶和绿茶为主，茶叶以“产县西南乌洞、东南毛坝者良，产县西南牌岭者，味甘，日甜茶”；“利川县南一百三十里有乌通山，‘里人种茶其上，号乌通茶。’忠路乌洞坡，土人遍种茶树，其叶清香，迥异他处，名乌洞茶”。咸丰和巴东主产绿茶，尤其是巴东在明末清初茶叶因战乱衰败后，直到道光以后，长丰里及在市里之羊山乳山产茶，“里人于谷雨前采之，色味颇佳，长丰产者尤胜，惜难多得耳”。宣恩以伍家台茶最为有名。清乾隆间，农民伍昌吕采制的茶叶，得到知县刘澎赏识，刘并转送乾隆亲信施南知府廷毓品味，廷毓察奏朝廷，乾隆便派亲信到伍家台监制，伍昌臣因此得“皇恩宠锡”金字匾一块，伍家台茶叶也因此出名。建始是清代发引销茶的地方，但是当地产茶却并不见兴盛，可能是因为建始县交通便之故。不过后又有文献所载，建始县邑民多种茶。年额茶税银六两七钱。来凤茶叶种植不多，近代以前有“云岩、仙酮”两种较为有名气，以后鲜有记载。

明清时期，恩施在土司制度下，贡茶肯定是必不可少，就如我们前面所说，在土司时代也就是恩施的贡茶时代，如雾洞茶和容美茶，都是土司时代贡茶的代表。但在恩施目前的地域中，就土司制度下看恩施茶的地位与作用，鹤峰的容美土司绝对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不仅代表了恩施土司制度下茶文化的巅峰，同时也使得恩施（尤其是鹤峰）成为了万里茶道的起始点之一。

容美土司早在明代征收茶税时给予茶商一部分茶叶，以鼓励茶商多开种引茶。清代沿用这一制度，例如鹤峰地区的茶叶，雍正时期规定每一千斤茶允许带附茶一百四十斤。可见容美土司时期，茶已经是其外销中的重要经济内容。

在容美土司改为州县后，鹤峰除去五峰的地界外，也包括今天大岩关外的走马镇所辖属地，报称土司时代的鹤峰茶，乾隆《鹤峰州志》载：“原报茶山81顷62亩8分8厘5毫，每亩科粮4合2勺8抄，共科粮34石9斗3升7合1勺4抄7撮8圭”。可见茶叶产地面积在鹤峰境内的状态，也能代表土司制度时期恩施茶叶的基本形态。

从顾彩的《容美记游》中，我们不难发现，明清以来的容美茶（峒茶）的最大销路，是去了湖南的湘潭，并成了湘潭的名茶。而从五峰境输出茶叶，沿途上也是骡马结队，店铺拥挤，也有一大路往枝江、宜都，没有去湘潭者名声大。但如果没有像顾彩这样的文人进入到容美，并且对茶的细腻描述，也许就不会知道容美茶是明清时期十分畅销的土司茶品。

而万里茶道鹤峰段沿线的遗址遗存，多为容美土司时期留存，如万人洞、九峰桥、奉天诰命碑，以及位于鹤峰县南村的古茶道、古桥梁、古墓葬和司署遗址等，均为容美土司时期遗留。“改土归流”后至清末民国初时期的一些红茶号、古茶庄、古庙宇、老栈房、骡马店也可归属到物质形态的土司文化。

土司制度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西南少数民族的一种独特社会组织结构，同时也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形态。从这个意义来说，恩施土司文化遗产具有显而易见的特殊性。诸如容美土司遗留下的，在山洞储茶品茶的茶俗，茶山五代土司连续涌现出九大诗人的传奇现象，在万里茶道上是独一无二的。尤其是容美土司茶叶运输道路，自元代开始就一直承载着土汉经济贸易、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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