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施茶叶简史：巴山峡川与唐宋茶兴（二）

唐代贡茶进入了制度化的发展阶段，茶叶之贡，属于唐代土贡方物中的口味贡，“口味”一词，在唐代前后期，含义有专称与泛称之别。口味贡一般入藏长安大内口味库，其中的茶叶入藏内库之一的茶叶库，《册府元龟》卷四九三《邦计·山泽一》载：（元和）十二年（817）五月出内库茶三十万斤付度支进其，可见内库贮藏茶叶量很大。

开元、天宝之前，文献记录各地贡茶甚少，根据杜佑《通典》、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只有4例，峡州茶250斤、金州茶牙1斤、吉州茶、溪州茶牙100斤。而且贡量极小，最多的是峡州茶250斤，贡茶之地域少，分属山南道二州，江南西道一州，黔中道一州。

从此间看出，在唐玄宗之前的唐代，虽然已经有了贡茶，但数量很少，而且地域不广，而且进贡量最多的也是巴地的峡州。从此文献也折射出在唐朝初期，茶叶的发展并不大，而且还是以“巴山峡川”作为贡茶的主体区域。

大历、贞元以后，唐代财政制度发生重大变化，为了内廷支取方便等原因，内库独立收支，不再从属于左右藏。“使国家财政从三司财政演变为三司、内库双重体系财政。”口味库原属殿中省尚食局，唐后期被内侍省兼并，职掌人亦从尚食奉御、直长体系中脱离出来，单独成为一使，由宦官统领。土贡为内库的法定收入，接纳进奉，宣索为其聚集财货的收入手段。

单就茶叶而言，甚至有宦官系统内的茶库。宦官中尉统帅下的左右神策军设有神策库，除贮有甲杖等军用物资外，还别立分库贮有其他物资，其中就有茶库。西安唐长安城平康坊出土的鎏金银盏托莲花圈足内刻有“左策使茶库”铭文，“”据研究是宣宗大中十四年（860）左神策使住所，茶库中的器具，神策军中的茶库，估计是神策库内的一个分库。

中央财政及管理制度的变化，在贡茶方面的体现有两个方面：一是贡茶州府和贡茶数量大增，另一方面就是贡茶次数的变化。都能够反映唐代贡茶的发展变化。

据《新唐书·地理志》所记，长庆以后，贡茶州府达到了17个，分别是：怀州、峡州、归州、夔州、金州、兴元府、寿州、庐州、蕲州、申州、常州、湖州、睦州、福州、饶州、溪州、雅州，比开元、天宝增加了13个袁增幅超过300%。开元时的吉州到长庆时不在贡籍，实际贡茶州府数是新增加了14个。而实际上贡茶州府数可能还远远不止以上这些文献记载中所能统计到的，因为从唐长安大明宫夹城内出土的有关唐后期进献贡物的封泥分析研究看，《元和郡县图志》所载元和贡及《新唐书·地理志》所载长庆贡，“所记载的诸州土贡各类远远不能涵盖唐后期的口味贡”。在大明宫出土的时间‘大致都是穆宗、文宗及宣宗前后（约821～860）的一批封泥’中，竟有一半的口味贡与史籍记载不符”。参照唐人笔记文献，如裴汶《茶述》：“今宇内为土贡实众，而顾渚、蕲阳、蒙山为上，其次则寿阳、义兴、碧涧、?湖、衡山，最下有鄱阳、浮梁”。李肇《唐国史补》卷下：“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牙，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簝，福州有方山之露牙，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湖之含膏，常州有义兴之紫笋，婺州有东白，睦州有鸠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之黄牙，蕲州有蕲门团黄，而浮梁之商货不在焉”。从中所载当时茶之贡品及名品品名来看，可见这一论断所言之确。

而贡茶数量的增加以常州、湖州贡茶为最典型。大历二年（767）至大历三年（768）间，陆羽在常州义兴县（今江苏宜兴）君山一带访茶品泉，建议常州刺史李栖筠上贡阳羡茶。据宋赵明诚《金石录》卷二九《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载：义兴贡茶非旧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实典是邦，山僧有献佳茗者，会客尝之。野人陆羽以为芬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栖筠从之，始进万两，此其滥觞也。厥后因之，征献寖广，遂为任土之贡，与常赋之邦侔矣。每岁选匠征夫，至二千余人云。尝谓：“后世士大夫区区以口腹玩好之献为爱君，此与宦官宫妾之见无异，而其贻患百姓，有不可胜言者。如贡茶，至末事也，而调发之扰犹如此，况其甚者乎！”羽盖不足道，呜呼！孰谓栖筠之贤而为此乎！书之可为后来之戒，且以见唐世义兴贡茶自羽与栖筠始也。

所以，唐代常州、湖州二州“紫笋茶”之贡实始于常州。常州义兴县所贡之茶又称为“阳羡茶”，最初贡数为万两，以每斤16两计，折合625斤。此后因为常州之贡不敷所需，遂以所接之地湖州长兴共同贡茶，“代宗以其岁造数多，遂命长兴均贡。自大历五年（770）始分山析造，岁有客额（当为‘岁各有额’），鬻有禁令。诸乡茶芽，置焙于顾渚，以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

常州在大历三年（768）开始贡茶后，建有官焙茶舍，初置于洞灵观，常州刺史韦夏卿（贞元八年至十一年<792～795>任）于贞元年间移至罨画溪上：“”茶舍，在罨画溪上，去湖洑一里，李栖筠为州，有僧献佳茗，陆羽以为芳香冠绝他境，可供尚方。始贡万两，置舍洞灵观，韦夏卿徙兹地。

湖州为造贡茶，于大历五年（770）当年即“于顾渚置贡茶院。院侧有碧泉涌沙，粲如金星。则金沙泉亦大历后所进也”。宋祝穆《方舆胜览》卷四记：“顾渚在长兴西北，即水口镇，唐置贡茶院于此”。唐湖州剌史裴清《金沙泉表》：“吴兴古郡，顾渚名山，当贡焙之所居，有灵泉而特异，用之蒸捣，别著芳馨。信至德之感通，合太和而献纳”。

湖州当大历五年时分贡之数，只有500串。以陆羽《茶经·二之具》“江东以一斤为上穿”计，为500斤，其后贡茶数量逐渐增加，“稍加至二千串”，至建中二年（781），袁高任湖州刺史，进3600串。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六《长城县》记曰：“顾山县西北四十二里，贞元（785～805）以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至穆宗长庆（821～824）冤时，湖州贡紫笋茶从一般进献列入当地“贡籍”，贡数从进奉额演变成土贡定额。由进献物到正式入贡籍，当由最高财政领导度支使决定。湖州的贡茶数量也成倍增长，至武宗会昌（841～846）年间“至一万八千四百斤”，达到了唐代贡茶所见的最高数，较之最初的500串（斤），增加了近36倍之多。

贡茶次数在唐代中晚期也有变化。宋谈钥《嘉泰吴兴志》卷一八记：“贞元五年（789），置合溪焙、乔冲焙。岁贡凡五等，第一等陆递，限清明到京，谓之急程茶……开成三年（838），刺史杨汉公表奏，乞于旧限特展三五日，敕从之……其余并水路进，限以四月到。”湖州五等贡茶，第一等限清明到京，其余四等于其后次第到京。这与唐代口味贡献从每年进贡一次发展为次第进贡的形势相符合。

从大历末下诏却贡献可以看到“次第贡”的存在：“德宗以大历十四年（779）五月即位，闰五月……戊寅诏曰：‘山南之枇杷，江南之甘橘，岁次第贡者，取一次以供庙享，余皆罢之’”。但从此后的诏令中看到次第贡一直存在，且愈演愈烈。《册府元龟》卷一六八《帝王部·却贡献》记大和八年（834）九月诏：“应进奉口味、时果，进献之外，不得广为般次，烦于邮传。”要求口味、时果进献之外不得广为般次，即已表明，不但已非一次进贡，而且在次第贡之外又有般次入贡。（以上据沈冬梅《唐代贡茶研究》）

从沈冬梅的研究看，在唐代玄宗以前包括唐玄宗时期，当代的贡茶主要还是以山南道，也就是陆羽的“巴山峡川”为主，而从代宗、德宗开始，尤其是唐德宗建立贡茶制度后，贡茶的区域得到大幅度发展，从原来的3州变为17州，甚至到唐代晚期贡茶区域变得更多。而“巴山峡川”的贡茶为主也变为了长江下游的常、湖二州为主。据统计，唐代后期“巴山峡川”的贡茶数量只占总数的20%左右。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主要因为两个方面，一是交通的限制，二是陆羽《茶经》的影响。就从现在来看，交通便利决定了物品的送达时间。而在唐代，朝廷对税物运往国库的运输制定了严密的期限制度，“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空舟溯河四十里，江五十里，余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则轻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百里，余水七十里”。

在唐代，贡献之物与税物一样，有运程期限，违期或损坏者要科罪。如白居易在对“得景进柑子，过期坏损，所由科之，称于浙江、扬子江口各阻风五日”一事的判词中有曰：“进献失期，罪难逃责；稽留有说，理可原情。景乃行人，奉兹锡贡，荐及时之果，诚宜无失其程，阻连日之风，安得不愆于素？览所由之语，听使者之辞，既异遑宁，难科淹恤。限沧波于于役，匪我愆期；贩朱实于厥包，非予有咎。舍之可也，谁曰不然”。

唐代茶叶生产主要在春季，“凡采茶袁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间”。由于贡茶生产自身的时间性，以及必须在清明前到京赶上荐宗庙和清明宴，第一等茶的上进运输在时限和速度上要远远大于一般税物和贡献之物。这就让我们明白了，为何贡茶的中心逐步向长江下游转移，一是茶叶头采的时间，长江中游海拔较高的“巴山峡川”出茶的时间较晚，一般清明前10～20天茶叶才开始发芽，等制作出来，送到朝廷已经晚了。而长江下游的常州、湖州茶叶发芽早，更由于隋代京杭大运河的修凿，缩短了运送时间，所以逐渐被朝廷重视。

另一方面也与茶圣陆羽有关，前面我们谈到陆羽在常州访茶品泉，建议常州刺史李栖筠上贡阳羡茶。为何陆羽会建议呢？与他本人所著《茶经》有关。我们来看《茶经·一之源》所载：“凡艺而不实，植而罕茂，法如种瓜，三岁可采。野者上，园者次；阳崖阴林，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牙者次；叶卷上，叶舒次。阴山坡谷者，不堪采掇，性凝滞，结瘕疾。”说明在陆羽对茶的理解中，“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芽者次”。而他在常州时“山僧有献佳茗者”正好是紫笋茶，符合陆羽对好茶的鉴定标准。

所以对于茶兴于唐，“巴山峡川”因气候环境和采茶的时间，加上交通不便，又唐代的贡茶制度和陆羽《茶经》对于茶的标准制定，慢慢从贡茶数量最大的地方，变为了数量较少的地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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